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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解读普洱茶文献——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

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

这是最早明确纪录云南茶的文献。《蛮书》,别名《云南志》,为唐代樊绰所著。樊绰生卒年月已不详,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樊绰任安南(今越南河内)经略使蔡袭幕僚(有的书中称樊绰任安南从事)。同年,南诏王世隆遣将攻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御,朝廷以湖南察看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樊绰随行。为了对于南诏,他受蔡袭之命,网络有关南诏历史和现状的材料,而后参考了袁滋的《云南记》、韦齐休的《云南行记》等书,写成了《云南志》,并委托张守忠转呈朝廷。公元863年南诏军攻下交趾,蔡袭战逝世,家人、从官70余口,皆逝世于战乱。樊绰于城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而走。次年六月受命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都督府长史,复考察黔、泾、巴、夏四邑夷易近族环境,并参考《后汉书》、《夔城图经》、王通明《广异记》等书,著文附于此书第十卷后。

樊绰《云南志》传布至明朝,只有《永乐大年夜典》中还有收录,名为《云南史记》。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明朝解缙等编纂的《永乐大年夜典》中将其辑出并精加收拾,先用木活字排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名为《蛮书》,随后写入《四库全书》本,然后桐叶馆知不够斋鲍廷博又重刊,这是清代《蛮书》最早的几个簿子。此后福建、广东有翻刻本,《云南备征志》亦收入。此外,还有李永清1941年作《蛮书校注》(未刊),残稿今藏云南省藏书楼;1962年向达作《蛮书校注》;1995年木芹作《云南志补注》;1985年赵吕甫作《云南志校释》等版本。后来方国瑜老师在《滇南往事》中讲究此书时觉得此书不能名《蛮书》,而应该称作《云南志》。此书的名称是《云南志》照样《蛮书》,史学界对此仍旧没有杀青统一的意见。

叫《蛮书》照样《云南志》着实无关紧要,紧张的是这部书贵重的史料代价。从该书的史料稀缺性看,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早、最具体、最有参考代价的关于南诏的史著。根据史料纪录,唐人所撰的有关南诏史料的著作有未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达奚洪《云熏风气录》十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窦滂《云南别录》一卷和樊绰的《云南志》十卷。到现在仅存的只有樊绰的《云南志》。是以从唐人所撰史料现今保存之程度看,在钻研南诏史时,此书的史料代价无可取代。

对云南茶来说,此书的史料代价早有充分熟识。它第一次确切纪录了云南茶的产区(“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制造措施(“散收,无采造法”)和云南早期茶饮习俗(“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代价。

唐代,中国茶尚处于“命名”的发端时期,云南茶的制作措施和品饮习俗上和内地是大年夜致在一个成长水平上的,都在中国茶文化、茶财产成长的早期,只是制作措施上稍显后进。这则史料,更值得关注的一点便是它明确描述了云南茶的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

“银生城”是唐初南诏国“银生节度”(唐代南诏国七节度之一)府所在地,即今景东彝族自治县城。“银生城界诸山”,即今景东彝族自治县城相近必然范围的各山,应该是景东县城西边的无量山和东边的哀牢山各地。而“蒙舍蛮”系唐代以洱海为中间的“六诏”之一的“南诏”居夷易近,居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境内,广义讲今日普洱市景东县也在其列。是以,“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这句话,便是指南诏时,云南茶出产在以今日普洱市景东县为中间的无量山、哀牢山地区。

可是,今日普洱茶的主产区并不在这个地区,而是在这个地区更往南的普洱、版纳、临沧地区。是这则纪录不确,照样在后来的历史成长中,普洱茶的主产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南移,这是值得探究商议的问题。

此外,据樊绰自述及其他纪录,不能阐明他曾经到过云南城镇,其活动只在交趾和四川,对云南,他并未切身经历,关于云南的绝大年夜部份资料,都是根据昔人记载。而昔人对云南的记录,进入他著作此书的时刻,已颠最后上百年数十年不等的光阴,而这段光阴里,云南自然又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变更。以是,他对云南的记录,自然会有一些“变形”,并不能说完全准确。

不过,对付普洱茶来说,他的纪录已经够了。由于他已经明确记录,在唐代,云南出茶,就在南诏国统治的无量、哀牢山的群山之中。